王衍
建築學學士，同濟大學
理學碩士，城市學，荷蘭代爾夫特理工大學
博士候選人，建築理論與歷史，同濟大學
王衍從同濟建築學本科畢業後，在荷蘭代爾夫特理工大學攻讀城市學(Urbanism)並完成了碩士學位。後在深圳都市實踐擔任高階專案經理的職務，先後主持了一系列具有較強的建築與城市學術研究背景的重要專案。同時，王衍也在各建築專業雜誌上發表文章，探討建築教育和建築學科的社會聯絡。目前，王衍回到上海攻讀同濟大學建築歷史與理論的博士學位，同時創辦Urbanect連城策工作室，試圖繼續通過實踐、研究和教育，探索建築學在當代城市語境中的社會性維度。
不可否認的是，我們已經生存在一個全球化的時代下。如同SAKAI SASSEN所定義的全球城市那樣，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已經無法避免地進行著全球性的大交換。當資本主義已經運作成一個龐大的機器的時候，總有建築人不會停止對這個巨大的主宰著建築學生產機器的反思。王衍，在荷蘭獲得城市學的碩士學位，輾轉5年後，他帶著明確的學術目標回到同濟大學的課堂，成為一名研究建築歷史理論的博士生。
理論中的實踐與理論的實踐
記者：為什麼選擇在荷蘭學習之後又選擇在國內攻讀博士?
王衍：其實就是不滿。我之前對國內的學士和碩士教育表示懷疑，所以決定出國學習。出去以後又發現其實西方的教育也很保守，即便在荷蘭這樣曾受社會主義運動洗禮的國家也一樣。微博上聽過一段話，“上一回賓夕法尼亞大學的碩士生來交流，介紹了自己的研究成果，花了兩年的時間進行了模擬螞蟻爬行軌跡的計算然後生成形態，給建築做了一個表皮”。由此，我們看到無論多荒誕簡單的課題，只要是能完善方法論，講完整的故事，就是好的課題。深入研究真正的問題，是我的關切，但我又缺乏實踐知識，無法使我的故事完整。因此當我更願意以提問的方式做課題時，遇到了西方教育系統設定的障礙。所以我比較反感這種不管研究物件愚蠢與否，只管方法論完整的教育系統。所以我必須回到國內，去參加工作，以實踐的方式補充我的知識缺陷。
我後來在一家明星建築事務所裡工作，卻又發現了國內建築實踐的諸多問題，尤其是媒介和日常生產之間明星運作化的關係。於是，又回顧在荷蘭的學習，逐漸地理解了其當下的意義，所以決定在國內面對真正關心的物件進行博士研究。我本希望在國內攻讀博士學位能找一些與我有著同樣焦慮的人，但是我進來之後卻發現很難。大家經歷差異太大了，許多應屆的博士生對建築的生產和市場都缺少認識，對問題大多隻有一個模糊的概念。
記者：你剛才提到，荷蘭經歷過社會主義運動卻依然保守，這是一個很容易讓人產生聯想的提法。
王衍：我認為建築師作為專業者，不能為了傳遞價值觀而傳遞，我不想說國內的建築師在傳遞價值觀時淺薄化，但是可以去考量傳遞的方式。建築師需要考慮其在專業分工中的位置，很多人沒有真正剖析專業問題，而是將價值觀直接嫁接到了建築形式上，這與傳統紋樣的裝飾性有何區別。
記者：雖然我不喜歡以“XX後”來劃分不同年齡段的人群，但是這種分類確實有其存在的緣由，之前有朋友調侃你是“80後”中最不像海歸的海歸，你怎麼看?
王衍：那麼首先要解釋什麼叫“像海歸”。中國的學生多是帶著對本國教育不滿的情緒選擇出國，在國外學習到建築學方法論的嚴密和完整後，學生便會認為國外比較強，這其實是意識形態在作祟。於是回來就急於將這些學習成果輸出。我戲稱這種搬運先進方法論的工作為屠龍術。但其實中國好像也沒有龍，於是通常就得指蛇為龍，然後屠蛇，這其實是在表演屠龍術而不是屠龍。
記者：很多年輕學子會將對國內設計的認知建立在由國外學習所引匯出的視角和語境中，是方法論導向，而不是問題導向?
王衍：對。許多海歸都缺乏對國內問題的深入認知，於是只能在看問題的過程中製造偽問題，搬運知識，並提供所謂正確的價值觀。我的興趣並不在於表演我所學的東西，而是不斷反思我到底學了什麼，這裡面還有什麼貓膩，還有什麼潛力可以挖掘。我不想承擔知識和資訊搬運的工作，這讓搜尋引擎來做就可以了。 所以對我來說，“在哪裡學習過”根本不重要，我只是不斷地想要通過新的環境，否定原來的語境。所以，被人戲稱不像海歸的海歸，我非常高興。
記者：在國外的這段教育經歷，你不可能逃離它或者消除記憶，所以你採取了一種批判的視角來讓自己更多維度地看待教育本身，這是否會讓你變得為了反抗而反抗?
王衍：國外的學習經歷當然是不可能完全抹去的，肯定也學到了很多。當時我也是被迫閱讀了很多相關文獻，真是一頭霧水，到畢業以後也沒有弄清楚。都是後來在工作中慢慢弄清楚的。要說是反抗吧，那麼我只有不斷反抗，才有存在感，大概是天性使然。
記者：現代主義之後的design和之前歐洲藝術史中的思潮演變在邏輯上沒有變化?
王衍：是的，當下的國內外，大家將design當成引領先鋒的一種事物，其實它已經被消費掉了。所謂的時尚到底是為誰服務?這個問題在當下的中國設計環境中提出是有一點超前，但是我個人覺得學術就是要超前的，這樣才有價值。
包豪斯註定會失敗，並且也確實失敗了。我關注優衣庫或者其他平民化品牌，是想要看到建築師可以在更低的門檻中進入市場，消解明星建築師的奢侈趨向，這是目前能達到的最好的結果。我總是相信這樣的事情，抵抗不能完全被忽視，只要是真正的抵抗，總是會在那裡。人需要承認市場是有用的，但我的立場不變。
全球化資本主義的戰場
記者：你之前參與same-same的孟買與上海城市研究的活動，印度也是近年來新興的市場經濟國家，孟買和上海都是其所屬國的經濟引擎城市，你如何看孟買建築師?
王衍：這是由香港某畫廊推動的一箇中印之間從思想到實踐全方位的互相瞭解的長期活動。孟買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地方，有寶萊塢、貧民窟、社會主義運動，貧富差距也非常大。
此次是孟買KRVIA建築學院的兩位建築師Rohan Shivkumar和Rupali Gupte來上海作城市研究。這是一所很像荷蘭Berlage的私立學校，非常關心社會問題，而且不是旁觀的方式，更多是社會實踐的方式。比如他們的教育，本科一年級的學生先學習抄繪建築圖紙，但和我們不同的是，他們並不要求規定的表達方式。第二年就進入當地貧民窟測繪貧民窟的建築圖紙。貧民窟建築沒有圖紙可依，也沒有參照物件，學生必須與住戶發生社會關係才能完成作業。這樣，學生的社會能力就被調動起來了，當然會有被罵或趕走的可能，但社會實踐的能力是實實在在的。第三年，他們會被派去一個連老師都不瞭解的地方進行基於社會層面的城市研究工作，社會實踐的能力就凸顯出來了。
所以這次他們就藉著該活動來上海，對上海的居住社群進行研究。而我是作為本地人對其提供認知方面的幫助。我們的角色更多的是通過他們看我們的方式，重新認知我們看自己的方式。希望能夠通過印度師生的這種社會性工作，建立起我們自己學科之間的焦慮點和對城市問題的認知。
記者：這種方式是否是政府對於建築師的一種責任的默許，希望建築師在城市發展過程中承擔更多?這兩位建築師與國內的建築師有何不同?
王衍：這所學校規模很小，孟買政府並沒有這樣的要求。以我們對建築師通常的評判標準來看，這兩位建築師也不具備出色的設計能力。但他們相信建築學的社會意義，從建築師的角度作社會性研究。當然他們也並不是以市場化的形式來生存，會選擇性地做點設計，但更多是學校收入。
他們生活相對清苦，和印度的其他各個領域的知識分子之間的關係都很好，還合作拍電影和紀錄片。總的來說，這群知識分子都有印度社會條件下的共同焦慮，也深受印度左翼社會主義運動的影響，是非常有活力的一批知識生產者。當然印度也有一些建築師，例如Mumbai Studio建築師團體，他們聲稱要尋找傳統裡的現代價值，但是他們做的房子都是豪宅，這非常類似於我們的一些明星建築師。
而這兩位建築師對切身問題的有著焦慮感。這是我們的建築師很缺乏的地方，包括學者也是。他們不焦慮切身的問題，也就提不出什麼有價值的東西了。
記者：隨著印度的經濟體系逐漸成熟，這類以個人意志主導的學者型建築師是否會越來越少，直到被吞噬?
王衍：這也確實是他們的擔心，實際上這些我稱作左翼知識分子的人，都是可以通過商業工作獲得很好收益的，但他們就是不做。對此，我表示非常讚賞。
記者：你常常會使用“戰術”、“戰略”、“影象政治”和“武器”這樣的帶有軍事色彩的詞語，現實對你而言是一個具有鬥爭性和同質性的既有網路?
王衍：這個其實來源於普林斯頓建築學院前任院長Stan Allen的理論。我們的建築實踐其實與戰場更像，比如你在戰場上看不到敵人在哪裡的，要判斷來勢，也要協調兵種之間的合作，又是戰術問題又是政治問題。建築師的日常生產其實是要不斷變換各種角色，你今天是設計師，明天可能會是公關，後天又是專案管理人，角色變化對應不同生產階段的位置。所以要剖析清楚建築生產的過程，才能真正把建築師的工作意義總結出來。這對新生代的建築師們很重要，因為每一個人都是被安排在一個具體階段的具體位置上的，以前那種所謂獨立建築師的概念已經不存在了。
記者：這是否可能是對消費文化的一種漸進抵抗?
王衍：是的，與其說是漸進，不如說更多的是無奈。在國外，建築界也面臨同樣的問題。正好最近讀到Stan Allen卸任時寫的一篇文章，包括學校教育與社會生產脫節等，學術界抵抗的無力等問題。從他的角度來看，如果教育不結合切身的社會生產和社會語境的話，建築學就無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