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受之
我不是大師，我是老師
記者：您的名片很簡單，只有“美國洛杉磯藝術中心設計學院教授”一行字，而在“百度”的人物簡介中，您的頭銜很多，而且很大，請問您怎麼給自己定位?
王：我們那一代人，四十年代出生的，解放、大躍進、上山下鄉、文革，等等，都經歷過，尤其是傳統文化的一再被破壞，使得我們這一代人的成長不具有造就“大師”所需要的文化條件。現在“大師”滿天飛本身就是對文化的一種誤解。所以我說，我們之前有大師，我們這代人裡沒有大師，我們之後更沒有大師，這是時代的悲哀。
別人稱我為“大師”，還有“現代設計理論、現代設計教育奠基人”什麼的，我自己不太願意，我只是在特殊的條件下做了一點事情。我覺得“老師”這個稱呼最適合我，事實上我一直都在當老師。
出身藝術之家
記者：您部落格上的文章分類非常有意思，除了您的本行“建築設計”之外，還有汽車、時尚、家居、影評、文化，甚至投資理財，您的這些文章都很精彩，如今，像您這樣的“專家”可不多見。請問，您的興趣怎麼會這麼廣泛?
王：我受家庭的影響非常大。我出身在一個藝術之家，父親是一個很好的作曲家，舅舅周令釗是人民幣、國徽設計的參與者，我的設計就是跟他學的，一個姨媽是中芭第一代演員，一個姨媽是女高音唱《白毛女》的……這些藝術家，還有他們的圈子以及他們的子女、朋友組成的大圈子就是我從小生活的環境。我就是在這樣的氛圍里長大的，我喜歡的東西就很多，沒什麼顧忌，我的藝術、設計、寫作都是自學的，這個有點特殊，所以我的興趣愛好比較廣泛。
雖然我的研究生專業研究的是美國史，但我的這種家庭薰陶已經不可能讓我侷限在某一個點上了，所以，我說自己屬於“不是專門家的文化人，而是文化人的文化人”。
感謝中國三十年代文化對我的滋養
記者：除了家庭的薰陶，您受的教育對您有什麼樣的影響?
王：我受的教育也非常有時代的特點，現在看起來都有點“傳奇”。
我的國小是建國後讀的，我的大學是文革結束恢復大學聯考後讀的，我的研究生專業是美國史。這麼說平淡無奇，我說的“傳奇”是我讀大學、研究生時，教我的老師都是三十年代的那幫人，比如我的法學史老師韓德培，他們才是大師。李陀說過三十年代是偉大的時代，三十年代是中國文化集大成的時代，那個年代的知識分子他們的道德魅力、個人魅力、文化的深度是現在根本不可能存在的。我的老師就是那些人。我是1977年恢復大學聯考後第一批大學生，我們這一批人是他們培養的第一代，也是惟一的一代。所以說，我接受的教育就是續了“三十年代的香火”。這批老師給我的教育和訓練，使我在1987年到美國做訪問學者時完全沒有脫軌的感覺，直到現在，我在美國洛杉磯藝術中心設計學院任終身教授，我感謝的是中國三十年代文化對我的滋養。
現在再也沒有那樣的老師了，現在的文化可以說是“轟轟烈烈，空空洞洞”。我在中國好幾個大學任課，我發現現在的孩子完全不懂文化，更可悲的是他們沒有地方去感悟真正的文化。我們這一批裡的查建英編了一本書，《八十年代訪談錄》，這本書很好，講出了中國文化的悲劇。
出國是想把“香火”保住
記者：從您的簡介上看，當時您在國內發展得很成功，那又是什麼機緣讓您去了美國?
王：1985年我就是副教授了，1986年就當了廣美設計系的副主任，那個時候真叫“一帆風順”。可為什麼我要選擇出國呢，因為我感到國內的學術開始有氾濫的傾向，我的行政職位越來越多，不斷被提拔，我被捧為“精英”，我怕自己被毀掉。這種時候，我所受的教育提醒我不能這樣下去，正好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請我去做訪問學者，於是我選擇了最艱難的路，出國，從頭開始。
我想把我續下來的“香火”儲存住。如果留下來，我可以名利雙收，可我留不住我的老師們傳給我的那一脈香火，因為我看到這個經濟大潮無人能擋。現在看看，雖然我沒有我的老師偉大，我做不到他們那麼好，但我確實把“香火”留下來了。
生活經歷很坎坷
記者：您剛才說你們這一代人什麼都經歷過，談談您的經歷好嗎?
王：我的生活經歷，我們這一代人的生活經歷，都是很坎坷的。文革時，我看到同學打死同學，看到校長和老師被批鬥，那時我十七八歲，也許是因為家教的原因，我沒有捲入，但我內心有一種“淒涼”的感覺。
當紅衛兵期間，我出小報，搞木刻，卻沒有一點政治熱情，全當作職業訓練。當時漢口火車站的大幅毛主席畫像就是我畫的，眼睛就有一米長。那段時間，我的專業水平和組織能力都得到了提高。
1968年，我是第一批上山下鄉的，在農村呆了4年，除了幹農活，還學英語。那四年裡，我經歷了長江水災，參加救災，見過死人……後來我被招工進了一家縣級工藝美術品廠，被派到故宮學習。再後來，參加廣交會，既做生意又學英語。
1977年，恢復大學聯考，我是第一屆本科生，當時的研究生政策是不一定讀完本科，考上就能讀，於是我在1979年又開始讀研究生，專業是美國曆史。1982年畢業就去了廣州美院搞現代設計研究。
1987年到美國當訪問學者後，他們發現我這個中國人很“神”，因為他們任何專業的老師病了，我都能去代課，素描的，油畫的，藝術史的，都能，於是他們想找我簽約。美國州立大學的專業涉及面太廣，比較泛，我想挑戰一下自己，去美國設計專業最頂尖的大學試試，這樣，1988年我就到了現在這個美國洛杉磯藝術中心設計學院。結果，我破了兼職教授7年才能轉為全職教授的規矩，3年，我就成為他們的全職教授，現在是終身教授。
我是鋪路的石頭，讓年輕人從我身上走過去
記者：您是這麼“能”的一個人，怎麼甘心就當“老師”呢?
王：其實說自己經歷的時候，我心裡就有個“陰影”，自己知道的，就是成為“萬金油”式的人物。我的家庭、受的教育，還有我的經歷，使得我每一門都不太“精”。我所做的工作是“普及性的引導和介紹”，我有這樣的能力把全球的藝術設計介紹到中國來，這也是時代的需要，現在年輕人學設計的，都要學我寫的《世界現代設計史》、《世界平面設計史》，或者《世界現代建築史》，還有時裝等設計方面的著作，光《世界現代建築史》就已經16版了。
如果我集中精力做一樣事情，我相信，我肯定是又精又專的，但總要有人來做啟蒙，鋪墊，接軌的工作，我想我適合。別人可以去當大師，而我就是鋪路的石頭，讓年輕人從我身上走過去，去成就他們的大師之路。
通過房地產商影響全國的房地產建築理念
記者：這幾年您跟國內的一些房地產商接觸很多，您的目的是什麼?
王：我曾經跟政府接觸過，可我發現個人的決定、政績的要求對行政的影響很大，我又覺得有點悲觀。後來我發現跟房地產商的接觸可以讓我的理念“立竿見影”地實現，而且是一步一個腳印。比如“萬科”的“第五園”出來後，在市場上就起到了樣板作用。我的精力有限，與其說廢話，不如多幹實事，通過房地產商影響全國的房地產建築理念。
珠海要講生態，講宜居，才有未來
記者：咱們談談珠海吧。您的部落格裡有一篇文章叫《情迷尼斯》，寫得很美，前些年，我們珠海也提出過要向尼斯學習。作為都市計畫的專家，您對珠海這個城市有什麼樣的看法?
王：我認為珠海的地理位置是中國濱海城市中最優秀的。其實，大陸的海岸線雖然長，但景觀都不太好，而珠海還不錯，沿情侶路走走，海岸線挺美的。我最欣賞的是珠海的熱帶植被還有保留，沒有都被開發掉，深圳就沒有了，現在還有什麼鳥會飛到深圳呢?
珠海現在的機會是因為曾經錯過了機會，“慢”正是珠海的優勢，使得我們的海岸線、植被、山體能夠比較完整地優美地保留下來，珠海的生態才是最可貴的。
什麼都求“做大”是很可怕的，超級大城市肯定不如宜居的中小城市。如果我們現在不清醒地認識到這一點，那麼要不了多少年，珠海也會成為一個跟別的大城市一樣的乏味的、生態不好的、不宜居的大城市。珠海的未來應該是尼斯，而不是深圳。
我是悲觀的
記者：您做了這麼多工作，您有什麼感想?
王：我總是說我心底裡是悲觀的，我悲觀著做所有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