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受之是汕頭大學長江設計學院副院長，研究建築、工業產品、平面、時裝、汽車、都市計畫、插圖、現代和當代藝術、娛樂等方面的史論。曾擔任過美國洛杉磯帕薩迪納“藝術中心設計學院”理論系教授。他出版了《王受之設計史論叢書》、《世界現代建築史》等專著。在發表了文化隨筆《骨子裡的中國情結》時，接受了採訪。
問：王教授，我注意到您出了不少書，而且門類繁多，涉獵面極廣，比如有世界時裝史、美國插圖史、現代設計史、廣告等等，甚至還有一本《戰後美國史》，還得了全國社科類金獎。請問您是如何做到如此博學的？
王：我認為文化都是觸類旁通的。從整個世界來說，知識分子這一“種群”已然退化。我認為真正的知識分子是廣義的知識分子。20世紀初期的一代中國知識分子，像魯迅等，都是全才，但現在的知識分子知識面越來越窄，都是所謂的“專家”，這是現代化程序中所付出的代價。造成這種狀況和我們多年來的教育有關係，尤其體現在大學教育上。從國內大學的選修課型別即可看出這一點，三分之一的課是選修，三分之二是必修，美國則正相反。我的確有意識地把自己培養為一個雜家，而不願只當單一的“專家”。
問：那您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有這種自覺意識的呢？
王：這與我父親有關。我父親是當年知名的作曲家王義平，他原來是學醫的，後來改做音樂，他的經歷使我感悟到很多東西。後來我在武漢大學讀研究生，學習美國史，師從歷史學家吳於廑，他很器重我，誇我有兩個強項：一是語言能力強，一是知識面廣博。他有番話對我很有啟發，他說，金字塔為什麼那麼堅固，因為基礎很寬大，而我們現在培養的人才不是金字塔，而是“棍兒”。從那時起，我給自己立下方向，無論在哪一行做到多“尖”，都更要“博”。
問：涉獵廣博必定要花費時間，您是怎麼安排自己的時間的呢？
王：最重要的是經濟科學地使用時間。我有兩點心得：一是一定要對自己的人生有全盤規劃。人生過程中難免出現幾種可能性，比如做了不想做的工作等，但當你掌握一定技能時，最好選擇自己喜歡的工作去做。二是要做好比較細緻的時間安排，如全年的、每月的、每天的，這樣把遠端、中程的各種計劃都事先做好，然後盡力去完成。總之，如果有了很好的時間計劃，又有了長遠的人生目標，想做的事沒有做不成的。
問：您對時間很有緊迫感吧？
王：我喜歡在時間問題上“一魚兩吃”甚至“三吃”。因為不管你聰明與否，只能活七八十年，而能好好利用的只有二十來年。三四十歲你還不成熟，七八十歲已經老了，五六十歲時正年富力強，如果不好好利用，就可惜了。
問：您認為自己算是精明人嗎？
王：我在感情上不精明，很木訥。另外我在投資上也不精明，剛到美國時“蘋果”原始股發行，我不敢買，到現在都從不買股票。
人生重要一步是放棄專業
問：能取得目前的成就，您認為在人生中走的最重要一步是什麼？
王：是1957年父親被打成“右派”之後，我發現只能靠自己，誰都靠不了，所以我有意識地要求自己一切都要做得最好，要十全十美，每一樣我都努力去學。我的同聲翻譯可以說是全國一流，我現在又在學習西班牙語，因為我居住的洛杉磯，有一半人講西語。最重要的一步是我放棄了所學的專業。知道嗎？我雖然被人稱為現代設計教育奠基人，但我的本專業不是學設計的，我是學美國曆史的研究生。當時國內一共培養了4個美國問題專家，我算一個。我們全部分配到北京的國際問題研究所，但我放棄了。我覺得設計實用，而且我更喜歡設計。在讀大學前後，我從事了大約7年的設計實踐，參加過9屆交易會，所以去了廣州美院。那時別人都不服，說我只是外語好，但我不管，只花了4年時間就做到正教授和主任，並把現代設計的課開起來。我在國內應該說是最早搞現代設計的。1982年，不是有“南王北柳”一說嗎？北柳是指北京的柳冠中，南王就指在廣州美院搞現代設計的我。
問：後來還有重大轉折嗎？
王：1984年我去了香港理工學院，眼界一下子開闊了，兩年後去了美國，雖然從頭再來，但我滿心歡喜。我喜歡從零做起的感覺，而且敢於否定自己。我想我是那種喜歡挑戰的人。
問：您現在手頭正在做些什麼？
王：我在寫一套通俗的書。這是受到餘秋雨的影響，從他的書的暢銷，我發現中國人還是喜歡看通俗的文化。現在有一種現象，就是專家寫給專家看，業餘的寫給業餘的看，還有很多人寫時尚不到位，所以我決定寫一些通俗的專業故事，叫“王受之講故事叢書”，計劃50本，目前已出了兩本，建築和工業產品的。
問：您在平面設計方面也堪稱專家，深圳現在打造“設計之都”，您怎麼看？
王：現在世界上真正的“設計之都”一是米蘭，二是巴黎。要稱得上是“設計之都”，得要求這個城市有足夠的商業氛圍和巨大的產業，產業大，客戶才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