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紅升，中國建築上海設計研究院有限公司建築創作部副主任、高階建築師 曾就讀於上海同濟大學，德國包豪斯大學。
2007年在上海成立標恆設計；2008年受聘於中國建築上海設計研究院建築創作部，擔任副主任、高階建築師；2010年旅居德國魏瑪，成立工作室並在多所國內大學任教。
邵紅升
按照約定的時間，我們與邵紅升老師見面。他的熱情讓我們的初次談話變得很融洽。在整個採訪過程中，他有問必答，談笑風生，山東人的謙遜仁厚被表現得淋漓盡致。兩個小時的對話過程中，旅居德國設計師對待工作和生活慣有的嚴謹態度也表露無遺。
曾經的繪畫小子
“如果我不進入建築界搞建築設計，可能得遺憾一輩子!”
讀高中時作為理科生的邵紅升非常喜歡繪畫，那時候班級的黑板報都是由他來創作。老師建議他考美術學院，但由於當時大學聯考政策的限制，本著對繪畫的熱愛他只能毅然“棄理從文”，選擇文科，重新讀了三年高中，並最終以優異的成績考入了山東工藝美術學院。畢業後的邵紅升做了10年室內設計，作品無數，但他時常會覺得自己做的設計並不是內心深處想要追求的。十年裡，他從來沒有做過娛樂空間，對這個方面也沒有任何的感覺，但是對辦公樓卻情有獨鍾，空間感也特別強，這方面的興趣似乎是與生俱來的。而且，平常雖然做的是室內設計，但是邵紅升所讀的書、接觸的事物都是建築設計。他說，“我的思維是藝術類的思維，但是骨子裡卻透漏著嚴謹的理性，是個明顯的結合體。”正因如此，工作十年後的邵紅升報考了同濟大學的研究生。回想自己當年報考的初衷，他激動地說，“如果我不進入建築界搞建築設計，可能得遺憾一輩子!”
為人民做設計
“可是到包豪斯之後，我的理想又不一樣了：我要為人民做設計!”
為了理想，他克服了種種困難來到同濟大學。沒想到的是，在同濟一待就是四年，先後讀了景觀設計和建築設計的研究生。而且，這四年沒有做過任何工作，完全就是全職的在學校學習、上課。
基於同濟大學和德國包豪斯的淵源特別深，校園內現代主義的建築特別多，最早的一批老師也都是從包豪斯留學回來的，授課的內容和觀念也涉及到包豪斯的現代主義，走在設計行業的前列。
邵紅升在同濟大學讀書期間也深受包豪斯設計大師們的影響。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他還跟同濟大學的老師去包豪斯考察。在親身感受到現代設計學院的風采後，他的認知目標又轉變了。對於這次目標的轉變，他很實在地說，“原來的時候只是狹隘地認為自己要做個建築師，因為當時覺得建築師要比室內設計師掙錢多，畫圖少。而且做個建築師也是我自己想幹的一種職業，也是為了完成自我的一種狀態，是自我的一種理想。可是到包豪斯之後，我的理想又不一樣了：我要為人民做設計!”
設計者的胸懷
聽著，聽著，邵紅升聽得情不自禁地流淚了……
那句“我要為人民做設計”並不是邵紅升一時興起而脫口說出的，背後確也有著不為人知的心路歷程。有一次，在柏林同行的人員都去購物了，邵紅升一個人去了在隱祕在城市深處的包豪斯博物館。在那裡，他一個人靜靜地看著大師們的作品，帶著耳機仔細聆聽他們設計背後的故事。聽著，聽著，邵紅升聽得情不自禁地流淚了，設計大師們的生平和胸懷人民大眾的設計情感不斷地“拷打”著他的內心。看完展覽後，他覺得自己工作的十多年都是白白浪費了，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內心深處的激情在一瞬間被點燃。回國以後，邵紅升下定決心必須要到包豪斯去上學，並且要沿著包豪斯大師們胸懷人民的情節去做設計。
不要讓理念變得空泛
也可能，這樣的設計一年也用不上幾次，但是做設計的考慮是基於對人的服務，讓殘疾障礙人士也享受到設計帶來的方便，這就是“以人為本”。
邵紅升說，他一直把包豪斯的設計大師作為自己的榜樣，堅持著想要成為大師的夢想，秉承著“以人為本”的設計理念，懷揣著一種責任感。
當我們問及這個被很多人喊成口號的“以人為本”在設計中如何實現的時候，邵紅升給我們舉了一個具體案例。他說，在德國即使是人口僅有幾萬人的小城鎮，凡是有臺階的地方都會在樓梯邊上安裝一個軌道——類似於摺疊的小電梯的裝置，在自動按鈕的控制下可以很方便地讓殘障人士通過。而國內卻很少能看到這樣的情況，從這一點就可以看出設計對人的尊重不夠。也可能，這樣的設計一年也用不上幾次，但是做設計的考慮是基於對人的服務，讓殘疾障礙人士也享受到設計帶來的方便，這就是“以人為本”。
“以人為本”的設計和商業化的操作模式並不矛盾，實操中要把問題考慮得更細緻一點，要踏踏實實地做設計，考慮到自己的設計所面對的人。像在設計鎮江一個連鎖餐廳的專案時，邵紅升跟業主溝通後，確認從用餐者的角度出發，把兩者的需求相結合，而不是一味地去迎合業主的要求。正是這樣，他能提出更好的想法，讓最終的設計成果得到了更大的昇華，得到了業主和消費者的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