阪茂:建築師應該看到處在困難中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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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時間3月23日晚上,《世界建築》有幸在巴黎蓬皮杜藝術中心廣場的咖啡廳見到阪茂,在得知他成為2014普利茲克建築獎得主的第一時間內,我們就獲獎感受、城市、設計、材料、技術、社會等方面,對阪茂進行了採訪。

阪茂:建築師應該看到處在困難中的人群

阪茂: 這是我接受的第一個單獨的、正式的採訪。

記者: 您在獲得這份建築領域內的最高獎項之後有何感受?

阪茂: 這是一種莫大的榮幸,我很難相信。我是在今年1月底的時候得到的訊息,明天的大概這個時間將會在官網正式宣佈。甚至是現在,我仍然很難相信,因為像很多著名建築師,雷姆·庫哈斯、羅伯特·文丘裡、理查德·羅傑斯、讓·努維爾、彼得·卒姆託,他們這樣的高水平,使這個獎項代表真正的榮譽。而且,我認為我並沒有在他們所代表的最高水平,我可能只在中等水平,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所以,我把這份獎,看作是對我的鼓勵,讓我繼續做我所做的事情。

記者: 您認為評審委員會最終選中您的原因是什麼?

阪茂: 我想我之所以被認可,是因為我擴充套件了建築師這個職業的範疇和角色,不只是為富人和大開發商工作,我們更應該為經歷自然災害後失去住所的人們設計一些更好的東西。所以,我想我的個人聲譽是完全不同的,而普利茲克基金會和評審委員會的認可,是如此的重要,他們不想再在明星建築師裡一個接一個地選擇獲獎人,他們想通過這樣的方式來傳達某種特別的資訊。所以,我很高興這次能被選中,因為我在做不同的現代建築。我想設計漂亮的、舒適的房子,哪怕是為災後而建的臨時房子。所以,我不是名人,但這的確鼓勵了我,繼續做我所做的事情。

評審委員們希望選擇那些在建築領域內有自身獨特的性格和特點,而不總是一些摩天大樓或者大型紀念性的建築。所以,我想我被選中的原因,可能是因為我經歷的援助救助專案,還有對於建築設計,我有自己的解決方式。我為弱勢群體以及那些遭受自然災害的人們做設計。

記者: 您能否概括一下自己的設計過程和方法?

阪茂: 每一個新的專案,對我來說都有可能是一次新的挑戰。首先,我會去看專案場地和業主,去找出他們所需要解決的難題。然後,我會跟當地的人們聊天,去發現他們的需求,他們都有些什麼樣的問題,還有我怎樣才能通過設計來解決這些難題。接著,我會嘗試著去找當地的材料,我會傾向於用一些可回收的、低成本的、可迴圈利用的並且在現場方便使用的材料。此外,我還會希望找當地的建築工人來建造,因為災難發生之後,一些人可能需要一份工作。其實有些時候,建設工人可以是任何人,像學生和志願者,能夠一起參與建造。

記者: 您被大家所熟知的很重要原因是因為您在建築中使用竹子、織物、硬紙管、塑料等材料,那麼您選擇某種特定材料的標準是什麼?

阪茂: 任何可以用的、當地的材料,我都感興趣。我不想浪費任何材料,所以我嘗試去用所有可用的材料。像硬紙管,原材料不貴,而且到處都有,無論是在成都,還是在菲律賓,任何一個地方都可以用。我給你看看我們正在菲律賓做的事情的照片。這是我的助理在現場拍的照片,你知道2013年11月菲律賓的“海燕”颱風嗎?這是我們正在做的事情,方案已經通過了,在菲律賓的宿務,是臨時住所。這個是菲律賓的啤酒筐,我們把沙袋填進去來增加它的重量,這種塑料筐原本是用來裝啤酒瓶子的,我們重新利用它在填充沙袋後作為地基,因為它在沙子放進去之前很輕,而且可以防水,這裡經常下雨。硬紙管也是當地的,竹蓆子用作圍護牆,大概有10m2大,可以一天之內建成,一般會用2-3年。

記者: 您是如何定義“可持續性”的?

阪茂: 我理解不了什麼是可持續性,這是一個問題,而且是一個廣告化的問題。因為它總是被用作廣告,像可持續、生態、綠色等。如果生態和可持續的定義是不浪費,那麼我很確定我在做什麼。此外,有一些不同的方式在說可持續性,用了很昂貴的材料,比如,用一些非常貴的玻璃,為了達到所謂的可持續性,實際上是浪費了綠色的材料。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什麼是可持續性,什麼是生態,因此我不會說生態友好,我做我想做的,而不是先有什麼策略。

記者: 您做了很多援助救助專案,我可以問您為什麼會選擇遭受災害的人群作為您設計的服務物件?建築設計和建築師如何服務於弱勢群體?

阪茂: 因為我總是歡迎難題。如果給我一個不受限制的預算,隨意的場地,讓我做任何我想做的事情,但是事實上,我什麼都做不了。我總是希望有一些難題,可能是場地條件很艱難,可能是預算很低,很多的限制條件,我很願意通過設計來解決這些難題。如果給我一個毫無限制條件的專案,我可能什麼都做不出來。我更願意去面對所有的難題,之後通過設計來解決。但很多建築師更傾向於去設計一個標誌性的東西,沒有任何限制條件,無限的預算,可以自由發揮。但我總是希望有限制條件,預算限制、場地限制、特定的業主等等,我傾向於去挑戰這樣的限制條件,並通過設計來解決問題,而不是沒有限制地去做一個標誌物。全球有很多優秀的建築師在設計雄偉的標誌性的建築物,但是我更傾向於成為一個解決難題的特殊建築師。我很享受其中的過程,總是在一個困難的情況下,找出問題,並通過設計來解決。這就是我的態度。

我們知道像醫生、律師,他們總是在為有困難的人群工作。而當建築師設計一個房子時,對於業主來說是一個幸運的時刻,開心、富有,建築師在為幸福的人群工作。而醫生和律師,他們服務的物件總是在困難的時刻。我覺得建築師也應該看到這樣處在困難中的人群,像遭受自然災害後失去家園和產業的人們,我覺得這是我們的責任。建築師、醫生、律師都有較高的社會地位,但是隻有建築師沒有在服務社會,但卻是我們應該去做的。這是我最初的想法,建築師為什麼會這樣的幸運,我們應該做得更多。當我為經歷自然災害的人們建造好臨時的房子,他們搬進去並且覺得很舒適,我會覺得非常開心和滿足。即使沒有給我相應的酬勞也沒有關係。我的興趣在於給人創造美妙的、舒適的空間,否則,我們需要做的就只是一個雕塑了。

當我在災區工作時,我的感受是自己像一個外科大夫,應該投入百分之百的專業性去操作一個手術,而不是去憐憫病人。

記者: 您剛才提到了“標誌性”建築,您是怎樣定義“標誌性”的?

阪茂: “標誌性”需要在很長一段時期內都具有特殊性。“不尋常的”和“獨特的”是有區別的,“不尋常的”是容易被厭倦的,而“獨特的”是有獨特的想法在其中,不容易被厭倦。“不尋常的”可以是在任何一個地方,僅僅是不尋常,沒有任何的功能和意義。而“獨特的”具有功能的意義,可以繼續發展。

記者: 有沒有“獨特的”例子呢?

阪茂: 像是弗雷·奧托設計的慕尼黑奧林匹克競賽場,阿爾瓦·阿爾託在芬蘭設計的房子等。

阪茂:建築師應該看到處在困難中的人群 第2張

記者: 至今為止,您最為滿意的作品是哪一個?

阪茂: 每一個作品我都很喜歡,因為正如我之前所說的,每一個專案都不一樣,我都用心去做。

記者: 上週四我去梅斯看了您在那裡設計的蓬皮杜藝術梅斯中心,一下火車站就看到了。您對這個專案有什麼看法呢?

阪茂: 當我去梅斯的時候,很多人過來跟我說,“非常感謝您為我們城市設計了這樣一座漂亮的建築”。我覺得這個時候,做一個具有標誌性的建築,才是為人、為公眾、為社會所做的,當地人會因此而感到自豪。

記者: 獲此獎項後,您覺得會有何變化嗎?

阪茂: 不會的,我想我不會擴大我們工作室的規模,甚至有可能縮減。我希望保證我們每個專案的質量,因為對我來說,最重要的不是房子的規模,不是專案的大小,不是數量,而是質量。

記者: 我的意思是,官方宣佈之後,全球各地都會有關於您的新聞和訊息,到那時,可能會有很多業主和專案來找您,您對此的態度是?

阪茂: 我覺得這是很危險的,正像你所說的,這個獎項可能會帶給我很多很多的機會,我需要很謹慎。事實上,在任何情況下我都不想擴大我們的規模,東京工作室有20多人,巴黎有40多人,我覺得這個規模已經很大了。有關今後的專案和業主,我仍然傾向於為弱勢群體做設計,像是遭受自然災害的人、低收入的人、鄉村的居民等。因為他們相比其他人有更多的困難,我想幫助他們來解決困難,例如災後的居住問題、基本生活條件、精神健康恢復等,我想我們應該更多地關注這些問題。而富有並擁有實力的業主,事實上他們並沒有很多問題,他們中的一些人所追求的或許只是更多利益,或者做一個標誌建築以讓人們記住他。

記者: 如果有一個很大的專案,比如說是大城市中心的政府建築,您將怎樣對待?

阪茂: 雖然我也很喜歡設計文化類的專案,但我也很想為有著特殊困難的少數群體設計社群中心,而不是服務於大開發商。我對於大的商業專案沒有太多興趣,因為他們大多隻是把建築師作為專案的品牌標識。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可能會拒絕。

還好,有很多建築師在做這樣的專案,可能我是在美國受的建築學教育,我沒有在這個主流趨勢中,我離得有些遠,我有自己的特點和位置吧。

記者: 對於改善我們的居住環境有何建議嗎?像空氣、溫溼度、綠化等,您知道現在的北京……

阪茂: 我覺得是時候安靜一些下來了,甚至需要更慢一點。北京這種PM2.5的問題其實東京在20~30年前也有同樣的問題。我想我們應該建立一個良好的關係,你知道的,如果彼此不攜起手來,就沒有未來。